我是由贺婆和我的外婆带大的。上小学那天是我大姨带我去的。小学三年级文化大革命爆发，我的父母被革命去了。我父亲还没有获得解放，我便高中毕业下了农村。那时候我17岁。此后，我从农村走进医学院，从医院走进武汉大学中文系，从中文系走进武汉市文联。至今，就再也没有真正回到父母的家里。事实上我与我的父母是比较陌生的。
当知青的时候，我跟父母通信，基本上是逢年过节问候平安。我写道：我很好，你们好吗？希望保重身体。我父亲的回信则写得比报纸的社论还教导人和鼓舞人，他们希望我好好学习，将来接好革命的班。我们的通信从来不写私人的事情和家庭琐事。我们已经习惯这样。
后来，我上了医学院。不久，我父亲来信说他平反了，他很高兴。我们全家都很高兴。但是我们没有举行任何庆祝仪式。等待了十年的高兴毕竟令人疲惫。我父亲没有再出来工作，他不肯再做官员了。他不做就不做了。我不会追问他为什么。但是我父亲仍然非常关心时事政治，关注国家的发展，整天读书看报，忧国忧民。与我谈话，就首先要问我是否在积极要求进步，是否写了入党申请书。听了我“没有”的回答之后，我父亲就会教导我。他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无论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的信仰。我父亲的光荣以及委屈，他从来都不会诉说的，他只是诉说他的信仰。在这一点上，他显得是那么超凡脱俗。我尊重我父母的信仰和选择，我回避争论。
每天都要收到大堆的报刊杂志，足够我父亲翻阅的。我母亲主要是锻炼身体，营养配餐，经常到股市看看。我的工作与他们的生活是两条平行线，永不接轨。我尽最大的努力不把他们搅和到我的生活中来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谈我的工作。他们对我的小说不做什么评论，似乎也不大看我写的东西。我们习惯这样了。我们还是不谈私人的事情和家庭琐事，也不谈我的工作。我知道他们受到太多不公正的待遇，但愿在他们的晚年，安静和安祥的生活能给予他们补偿。
我的女儿读小学。她各方面发展都很匀衡，数学、音乐和绘画都不错，不像我小时候，只对文字敏感，别的都不行。我们不太管她，不为她设计发展计划，不要求她上各种校外的培优班、竞赛班和特长班。她自己喜欢钢琴。她自己的学习与生活基本都是自理。我连她的作业都很少检查。只是她一回家叫嚷肚子饿了，我就写不下去了，我就要赶紧为她做菜。她经常表扬我说：只有妈妈做的菜，我才吃得最香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应该给她一个快乐的童年。我们经常谈心和聊天，我会告诉她我的很多人生体会和经验。她总是听得很入神。她现在已经可以参与我们大人谈论文学和社会新闻。谢天谢地，到目前为止，她还能够应付学校的任务，没有感到太重的压力，没有写作业写到深夜。总之，我是要尽量解放我的孩子的，我认为一个人的健康和快乐比什么都重要。
我和女儿外出的时候，如果有读者认出了我，她就会歪过头来，一脸坏笑，说：咦！成了明星咧！今天晚上是不是应该请我吃一顿饭呢？
有时候，我出版的样书到了，她也会真假难辨地要求我：能不能给我的朋友签一本，这样，我的朋友就可以炫耀炫耀了。
我知道她是在调侃我，但我很喜欢，她和我的小时候不一样了！她和我之间的关系与我和我父母的关系不一样了！女儿是我与现实生活的一条亲密纽带。生儿育女是作家贴近现实、感受现实的最直接途径。我为我的职业而感谢我的女儿。具体的事情就不一一絮叨了。总之，对于我这么一个具有强烈逃避倾向的人来说，是女儿让我坚持了在现实生活中的搏斗。我因此而受益匪浅。我丈夫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是一对不错的夫妻。他的优点是人品方正，喜好读书，知识广泛，寡言少语——除了与我聊起来没完之外。我这个人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优点。他把我看得重要，喜欢我的作品，我就觉得自己很有价值了。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也就很自在了。最关键的，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曲折，我们始终可以清晰地理解对方的各种思想，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，这样的男女，至少应该成为好朋友。十几年的夫妻，磨合的结果看来还不错，这就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。今天我们家庭的生活令人安心和愉快，我心里对他充满了谢意。当然，我不想人为地加固婚姻关系，也不想把自己的婚姻无限美化。婚姻是缘分，该尽就尽，该散就散，该白头到老的就会白头到老。任其自然吧。对于丈夫，对于这么一个与我朝夕相处的男人，我希望我能够使他感到轻松和快乐。我还希望他感到我的孤独、弱小和可怜，从而激发他对我的疼爱之情。现在的状况是，他的确有一点可怜我。
（摘自《华夏》改刊第9期，池莉文。）
